墜落在白色恐怖的縫隙中

──博尤.特士庫的悲劇

高毅

臺北人,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基法組學生。模擬憲法法庭訴訟代理人。

一、杜孝生是誰

一九五二年九月九日,嘉義縣吳鳳鄉[註1]衛生所主任及新美農場場長杜孝生,與吳鳳鄉長高一生[註2]、臺灣省山地指導員湯守仁、嘉義縣警察汪清山、吳鳳鄉樂野村長武義德、吳鳳鄉達邦村長方義仲[註3]等人,都接到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林秀欒少將的電話,要求他們立刻下山參加山地保安會議。翌日,一行人搭火車下山,結果一下車就當場被逮捕。所謂的「山地保安會議」不過是誘騙他們下山就逮的藉口而已。一行人被逮捕後,便被押解至臺北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偵訊。

當天晚上,軍人全副武裝包圍高家和國民學校一連好幾天;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回憶,當時的嘉義縣長林金生用日語向村民大聲宣布:「你們的鄉長偷了你們的錢,所以我們把他抓起來……」

這個案子被稱為「湯守仁等叛亂及貪汙案」,涉及的除了大多是嘉義阿里山鄒族部落的菁英,還包含桃園泰雅族的林瑞昌[註4]、高澤照。[註5]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改判後的保安司令部(42)審三字第二五號判決,認定湯守仁、高一生、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以上均判處死刑;武義德「包庇叛徒」,處無期徒刑;高一生、林瑞昌另與杜孝生、廖麗川[註6]觸犯貪汙罪,杜孝生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廖麗川處有期徒刑十年。不過一、二年之後,杜孝生與廖麗川就假釋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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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孝生是誰?

杜孝生是博尤.特士庫(Voyʉe Toskʉ)的漢名[註7],一九二二年出生,日本名「鳥宿秀男」。他與高一生是同母異父的兄弟,高一生的父親死後,母親改嫁,後來生下博尤.特士庫。

博尤.特士庫一九四二年三月從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畢業,隔年四月考入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並於一九四五年畢業,是日本殖民統治後期唯一一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臺灣原住民。

入學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酣,皇民化政策亦處於高峰,博尤.特士庫自然成為當局最佳的宣傳樣板。具有官方色彩的《臺灣日日新報》,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便曾以「嚮往日本文化 臺大醫專入學的異彩 傾聽兩位青年的抱負」為標題,採訪他與另外一位來自廣東的女留學生。報導中的博尤.特士庫說,「能夠讀書,很感激」、「想要早日成為優秀的醫生,改善高砂族的衛生觀念。」不論是對當局,或是鄒族社會,乃至於整個臺灣原住民族而言,博尤.特士庫無疑背負了許多人的期待。

戰爭結束後,博尤.特士庫不僅繼續發揮其醫學專業,更跨足公共事務。一九五一年當選第一屆嘉義縣議員,後來亦出任吳鳳鄉衛生所主任,為協助鄉長高一生也擔任新美農場場長一職。本來經營新美農場是為了改善鄒族人民的生活,沒想到卻因此引來牢獄之災。

這場牢獄之災改變了博尤.特士庫的一生,他彷彿掉入歷史的夾縫之中,既被牽扯進政治案件,卻又不是政治犯,由於被認定觸犯的是貪汙罪,因此不在《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會補償的政治犯範圍之內。

不僅如此,相較於被判處死刑的高一生、林瑞昌、湯守仁等人,博尤.特士庫的悲劇始終受到較少的關注與研究。案件中貪汙部分的來龍去脈,仍然陷於混沌未明之中,而不論叛亂與貪汙,真相至今仍如同冰山一樣,隱藏在歷史的海平面之下。

博尤.特士庫的案件也許不是典型的政治案件,但不代表他的遭遇就不是政治迫害。博尤.特士庫看似「不夠壯烈」的遭遇,六十多年來就這樣遺落在人們的視線之外。然而,也許正是這樣「非典型」的受難者,才能凸顯轉型正義的真正意涵,使我們反省目前的局限。斯人已逝,本案的倖存者皆不在人世,僅從能官方檔案與相關訪談挖掘事件經過,本文將試圖勾勒原住民與中共省工委的關係、貪汙案的證據,國民黨政府的整肅與審判手法,以適度重建一九五○年代前後的部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藉此讓博尤.特士庫的人生,得以在當代有不再沉默的可能。

[註1]該鄉在嘉義市吳鳳銅像破壞事件後於一九八九年已更名為阿里山鄉,但本文以下均將使用當時的名稱。
[註2]傳統姓名Uyongʉ'e Yatauyungana,吾雍.雅達吾猶卡那.矢多一生,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畢業,曾任警察、教師,同時也是一位作曲家。
[註3]以上均是鄒族人。
[註4]傳統姓名Losing Watan,樂信.瓦旦,泰雅族,日本名渡井三郎。後奉總督命令,入贅四國愛媛望族日野家而改名日野三郎。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被捕時擔任臺灣省參議員。
[註5]泰雅族,桃園縣警察。
[註6]吳鳳鄉公所森林幹事兼新美農場總務,本案被告中唯一的漢人。
[註7]杜孝生後來已申請恢復傳統姓名,故本文以下均將稱其傳統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