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五月，來自海峽兩岸的組織工作者齊聚香港，祕密舉行一場工作會議。議程環繞前一年發生在臺灣的二二八事件，與會者檢討及激辯這場事件的發生過程、局勢變化以及策略分析。這場會議的主持人劉曉以及章天銘來自中國，是中國共產黨所派出的華東局幹部。來自中國的共產黨人有多少人，不得而知，但來自臺灣的與會者，根據文件記載則至少有十幾人以上，這些臺灣人分別屬於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以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除此之外，海南島及廣東也各派了一人出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應該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名中國青年搬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對一位來自臺灣的中年男子說教。這名中年男子是蔡孝乾，他是省工委的領導人，在這場檢討及批判聲如炮火四射的會議上，他成了中共黨員及自治同盟所圍剿的對象。
「你的工作方式嚴重脫離群眾，你是否承認？」「你也曾參與長征。」「謝雪紅同志的二七部隊苦候無援。」「你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臺灣人！」「蔡孝乾同志，黨對你本來有很大的期待。」工作檢討幾乎就是共產黨人的日常生活，毛主席大旗一出，圍繞周遭的與會者紛紛跟進 ，指控蔡孝乾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獨斷獨行、嚴重脫離群眾、犯了主觀主義的謬誤、不能與謝雪紅聯手，而導致中國共產黨失去解放臺灣的關鍵機會。
謝雪紅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領導人，同行者另有楊克煌以及李偉光。她與省工委所屬的中國共產黨並不相同，是臺灣共產黨的創始黨員。 實際上，臺灣共產黨或臺共是該組織的簡稱，其全名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受第三國際指示在上海成立。在她的領導下，簡吉加入臺共，並透過「臺灣農民組合」會員大會，提出紅色革命的口號。然而，一九二九年四月日共遭肅清後，臺共失去日共及共產國際的支援，到了一九三一年，謝雪紅與簡吉入獄，刑期直至一九四一年。
謝雪紅出獄後的臺共保持蟄伏狀態。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她擔任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總指揮，率領臺中市民組織民軍、攻占軍營及彈藥庫，以供應嘉義及虎尾等地的起義軍。民軍不久後便攻占臺中縣警察局、臺中市警察局、臺中市政府，以及臺灣省專賣局臺中分局等機關，成立「人民政府」；謝雪紅以警察局收繳的武器，將在地部隊及四百餘位青年和學生改組成「二七部隊」。不久之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大批增援部隊抵達臺灣進行全島鎮壓，二七部隊只好轉移至南投埔里。二七部隊原本計劃在山區進行游擊戰，但卻未獲得當地原住民支持；此外，也無法與其他地方起義軍隊伍取得聯繫。面對孤立無援的處境，謝雪紅只能選擇黯然逃出臺灣，在五月與其夫婿楊克煌抵達香港，當年十一月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但是謝雪紅不肯接受領導，沒有跟張志忠在嘉義的武裝部隊會合。」「如果兩方會師成功，嘉義水上機場絕對能守住。」坐在蔡孝乾身後的省工委成員低聲交談，暗自替蔡孝乾打不平。他們甚至有人認為，表面上謝雪紅看似檢討二二八事件的組織策略，實際上圖的是日後臺灣地下運動的領導權，換句話說，這是老臺共在與省工委爭權。
現場的省工委成員還有李媽兜，他是蔡孝乾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他受蔡孝乾領導，成立「臺南市工作委員會」並兼任臺南工委會的書記。在李媽兜的眼中，蔡孝乾是個看過各種大風大浪的人，並不是批評者所控訴的如此不堪 ── 蔡孝乾曾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長征隊伍中唯一的臺籍黨員；一九三五年十月抵達陝北延安之後，他成為「反帝聯盟」的主席，對日戰爭爆發後，在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擔任敵工部部長，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一九四一年十月，蔡孝乾出席於延安舉行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被選為聯盟執行委員會委員；不只如此，蔡孝乾能文能武，曾在《群眾》及《八路軍軍政雜誌》上發表過〈怎樣進行敵軍工作〉等文章。
嘉義水上機場的實際情形，李媽兜心裡也清楚。三月二日，他與組織幹部及省立工學院學生四處散發傳單，接著前往臺南麻豆鄉公所接收武器，卻無所獲。隔日，在臺南師範學校取得步槍兩支、子彈三十餘發，有了武裝行動的基礎。三月四日，他率領臺南武裝民兵，連同斗六的陳篡地以及嘉義的許分等八個支隊，由簡吉擔任政委、由省工委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擔任司令、陳篡地任副司令，組成「臺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將水上機場圍堵。攻下機場之後，原本也規劃與謝雪紅在南投埔里的二七部隊會師，但國民黨政府的第二十一師已抵達增援。在局勢逆轉的情況之下，加上無法與二七部隊取得聯繫，張志忠研判已無勝算，只能決定讓組織化整為零，他自己則轉往鶯歌活動。
至於臺中方面的局勢，其實謝雪紅的武裝路線招來了另一群溫和派的擔心，憂慮武裝路線將招致國民黨軍隊的報復。所以國民參政員林獻堂、市參議會議長黃朝清以及臺中市圖書館館長莊垂勝等溫和派，遂組成「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並邀請具有海南島作戰經驗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海軍上尉吳振武另組保安委員會，藉由統帥軍事防衛，架空謝雪紅及「作戰本部」的軍權。二七部隊的成立，其實是謝雪紅失去臺中方面整體的軍事主導權後，才在干城營區成立，聲勢已非起義之初的規模。
以華東局為主的中共幹部縱然對蔡孝乾的行事嚴加批判，但到頭來仍是支持自身所扶持的省工委。因此在香港會議的總結報告當中，除了對於黨員的行動進行檢討之外，也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局勢提出判斷：「其實大多數的臺灣民眾沒有政治立場」、「大多數的人其實對時局抱持袖手旁觀的態度」、「對於共產主義或是共產黨，僅是抱著好奇心、一知半解而已」、「錯誤不在蔡孝乾，也不在謝雪紅。而是民眾不夠團結，而國民黨政府的勢力又過於龐大。」……諸如此類的結論性分析也成為蔡孝乾、張志忠以及李媽兜等省工委返臺後重新進行組織發展工作及策略運用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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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其實是從祖國來的殖民者 ── 這向來是李媽兜等人在發展組織時，用來說服民眾的觀念。實際上，這觀念並非省工委的發明，而是來自於民怨的匯集。戰後接替日本人治理臺灣的國民黨官員或軍人，對於受過日本統治及教育的臺灣人，充滿歧視及排斥，常以征服者及勝利者的優越感自居，這令臺灣人相當失望，而對於軍人紀律不良及官員貪汙腐敗的現象，更是感到非常不滿。
這便是李媽兜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代背景。省工委與臺共不同，省工委嚴格遵守列寧所揭示的祕密擴張以及祕密行動等祕密活動原則，要求成員隱藏身分，祕密吸收成員；一九二八年由日共及中共所共同扶持的臺共，其發展戰略及手段則多為演講、宣傳以及啟蒙等公開方式。也因為這一個不同點，省工委鮮少讓身分明顯的老臺共參與運作，以避免組織受到關注而導致祕密性降低。
不同於香港會議上來自中國的共產黨員一般年輕，李媽兜入黨時已經四十六歲，並非學生或工人的歲數，但是這其實並非個案而是一個普遍的情況。當時的雲林、嘉義以及臺南等農業區域，缺少年輕學生與工人，共產黨組織發展依循的人際網絡，多半是當年簡吉為了聲援臺共被捕成員而成立的「赤色救援會」所建立，因此參與者的年齡較高。此外，參與者之所以投入反政府行列，絕大部分並非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是出自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不滿，產生思變之心。也因此，省工委吸收黨員或發展組織時，多非根據階級或共產主義的理念，而是以反國民黨或反蔣等改革臺灣社會現狀為訴求打動人心，遵循「統一戰線」原則以有效連結各方反對勢力。
李媽兜雖然符合高齡者的特徵，但他並非不瞭解共產主義。實際上，李媽兜接觸共產主義的時間點，比起加入省工委的時間早了很多。早在三十歲之前，剛進社會不久的他便時常四處聽講，那時日本治臺已將近三十年，臺灣治安逐漸穩定，文化發展亦有相當規模。臺灣民眾黨以及新文化協會經常舉辦演講，抨擊總督府的政策，言論中常有左傾成分。李媽兜因為產生認同而成為了文化協會的會員，並且常與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文化協會以及簡吉所領導的臺灣赤色救援會等組織成員來往，也因此時常被徵詢意見，是臺灣共產黨外圍的積極分子。文化協會雖非共產黨，但組織活動仍屬敏感，不願退出文化協會的李媽兜，因此遭到當局監禁了七個多月，這事件也說明了他在個性上有種特殊的韌性與執著。一九五一年一份情偵報告中就提到「李匪性格頑固勸其自首殊不可能」。
